政绩观偏差的主要问题表现（6个方面）

一、立场取向偏移，滋生“唯上不唯实”的倾向

在推进工作时，有些事项确实对事业有利、对群众有益，但往往伴随矛盾交织、责任加重、担当风险，且短期内难以显现政绩，思想上就容易生出顾虑，出现想放一放、缓一缓的心理。与之相对，对那些上级强调、考核权重高、容易出亮点的任务，则习惯于抓得紧、用力猛，甚至不惜代价、不计成本也要做。表象看是取舍问题，实质上还是“为谁创造政绩”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了摇摆：政治站位有时发生偏差，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未能完全统一，尺度把握不够精准、行动取向不够坚定。

二、价值判断失衡，显露“重显绩轻潜绩”的偏好

干事创业中，有时容易把“看得见、摸得着”当作主要追求，总想着在任期内多干几件立竿见影的大事。对招商引资、项目建设、举办活动等能快速拉动数据、提升形象的“显绩”，关注度高、投入精力大；对人才培养、营商环境优化、生态保护修复、社会治理创新等周期长、见效慢的“潜绩”，虽然认识到位、口头上也强调，但实际行动下的功夫、使的韧劲还远远不够，推进节奏常常偏向短平快、偏向可展示。归根到底，是对“创造什么样的政绩”这一问题的回答带着急功近利的偏差，内在标尺不够稳、不够实。

三、推进方式走偏，暴露“重形式轻实效”的问题

一些工作在部署之后，容易急于体现“高度重视”，很快就转向要材料、要经验，把“开了多少会、发了多少文”作为工作推进的主要呈现方式，反而对“解决了多少问题、取得了多少实效”的追问不够紧、不够深。下基层调研时，也有“被安排”的情况：看“门面”和“窗口”多，看“后院”和“角落”少；听汇报多、沉下去摸实情少。面对历史遗留的“硬骨头”和反复出现的“老大难”，有时畏难情绪抬头，形成“路径依赖”，满足于程序上“走到位”、协调上“尽过力”，用形式上的“合规”替代攻坚克难所需的“实质突破”，工作质效的底盘不够硬。

四、评价导向跑偏，陷入“重数字轻实感”的误区

衡量成效时，有时过度依赖报表数据、排名位次：数字好看了、排名上去了，心里就觉得踏实；至于增长数字有没有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，企业发展环境是否真的优化了，生态环境的底线是否牢牢守住了，反而追问得不多、不深、不透。无形之中，把工作的评价权简单交给了“物”的指标，而非“人”的感受和实践的检验，与“把某某满意不满意作为根本标准”的要求存在差距。对“数”的敏感高于对“事”的洞察，对“表”的关注多于对“里”的研判，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不够正、不够准。

五、担当意识松动，滋长“重新官轻旧账”的念头

对一些前任遗留的、或在发展中积累的矛盾问题，潜意识里有时会选择“绕道走”“求平稳”，担心“新官理旧账”牵扯精力、引火烧身，便想着能拖一拖、放一放，在自己任期内“平稳过渡”就好。对需要硬碰硬、啃到底的任务，不愿接“烫手山芋”，不敢碰“历史旧账”，更愿意把精力投向“好推进、好交账”的事项。这种心态背后，缺的是对事业、对历史那种“接力棒”式的责任担当，政治勇气和斗争精神不足，遇到复杂局面时定力不够、迎难而上的劲头不够。

六、工作温度不匀，出现“有温差无恒温”的现象

对上，有时呈现“热面孔”。汇报工作时，倾向于把成绩说得更圆满些、亮点说得更突出些；对上级重点关注的事项，习惯于“特事特办”、集中资源全力推进，过程中对节奏、尺度、质量的精细管控不够到位，甚至给基层平添负担，但只要结果能让上级认可，就觉得“情有可原”。

对下，有时却成了“冷面孔”。布置任务时口气偏硬、时限卡得过紧，把“压上去”“逼一逼”当作“执行力强”的表现；听取汇报时，对基层反映的客观困难缺乏耐心，容易把情况说明视作强调客观原因。群众来反映问题，虽然能按规定接待，但心里有时先入为主地打个问号，解释政策规定的时候多，真正设身处地、将心比心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少，工作态度的温度与力度未能保持稳定一致。